《六韬九》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勾践回国后，决心复国灭吴。他卧薪尝胆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在修明内政、整军经武、发展生产、选贤任能的同时，在对外政策上，奉行“结齐、亲楚、附晋、厚吴”的方针。不断给夫差送去优厚的礼物，表示忠心臣服，以消除他对越国的戒备；给夫差送去美女西施、郑旦，使他沉溺女色，荒废政事；贿赂吴臣，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；离间吴国内部，挑起其大臣不和；破坏吴国经济，用高价收买吴国粮食，使其内部粮价高涨，造成供应困难；采集良材，选派巧匠送给夫差，促使其大兴土木，消耗人力、物力。上述措施，收效显著，壮大了自己。削弱了敌人，争取了与国。越力量大为增强，发兵伐吴缺乏的只是时机了。
　　
　　在越上下一心，励精图治，为复仇雪耻而磨刀霍霍时，吴国却日趋腐败。夫差因胜而骄，奢侈淫乐，穷兵黩武。公元前484年，夫差只留下老弱病残一万人留守都城姑苏，自率精兵三万北上黄池（今河南封丘西南），与诸侯会盟。正当夫差在北方争夺盟主之位时，后院起火，勾践率兵乘虚直取姑苏。夫差听说消息，奉军回救，但军心动摇，无力取胜，派人向越求和，勾践也因吴军主力仍在，允许和议，撤兵回国。公元前478年，吴国发生空前的饥荒，勾践认为灭吴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便率军出征，在笨泽击败吴军。吴军惨
　　
　　败，退守姑苏。越军将吴军包围在姑苏达三年之久，吴军势穷力竭，突围至姑苏台，旋即又被包围。夫差绝望自杀，吴国灭亡。越挟灭吴的余威波淮北上，与诸侯会盟，终于当上了春秋时期最后的一个霸主。
　　
　　顺启第十六
　　
　　本篇首先阐明了君主应该具备大、信、仁、恩、权、事而不疑六个方面的素质和能力，“此六者备，然后可以为天下政。”然后通过利与害、生与杀、彻与夯、安与危的比较、说明“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惟有道者处之”
　　
　　文王问太公曰：“何如而可以为天下？”
　　
　　太公曰：“大盖天下，然后能容天下；信盖天下，然后能约天下；仁盖天下，然后能怀天下；恩盖天下，然后能保天下；权盖天下，然后能不失天下；事而不疑，则天运不能移，时变不能迁。此六者备，然后可以为天下政。故利天下者，天下启之；害天下者，天下闭之；生天下者，天下德之；杀天下者，天下贼之；彻天下者，夫下通之；穷天下者，天下仇之；安天下者，天下恃之；危天下者，天下灾之。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惟有道者处之。”
　　
　　萧寒说它是什么意思呢：文王问太公道：“怎样才能治理好天下呢？”
　　
　　太公回答说：“器量盖过天下，然后才能包容天下；诚信盖过天下，然后才能约束天下；仁爱盖过天下，然后才能怀柔天下；恩惠盖过天下，然后才能保有天下；权势盖过天下，然后才能不失天下；遇事果断毫不犹疑，就象天体运行那样不能改变，象四时更替那样不可变化一样；这六个条件都具备了，然后就可以治理天下。所以为天下人谋利益的，天下人就欢迎他；使天下人受祸害的，天下人就反对他；使天下人遭到杀戮的，天下人就仇视他的残暴；顺应天下人意愿的，天下人就归附他；造成天下人贫困的，天下人就憎恶他；使天下人安居乐业的，天下人就把他当作依靠；给天下人带来危难的，天下人就把他看成灾星。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，只有道德高尚的人，才能占有这个治理天下的君主位置。”
　　
　　我给你们举例子：“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惟有道者处之。”君主如果不能以大，信、仁、恩治理国家，最终必将失去天下。隋炀帝落了个国灭身亡的可悲下场，就是明证。
　　
　　前朝隋炀帝是我大唐诸侯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。自从公元604年杀父篡位时起，便开始了荼毒天下，残害人民的残暴统治。隋炀帝即位之后，即大兴土木，营建
　　
　　东都洛阳。每月役使二百万人，用了十个月才完工。紧接着又开始修建西苑，周围二百里，内置山海湖泊以及亭台楼榭殿阁宫观。隋炀帝“无日不治官室，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，久而益厌”，于是选择风景幽美的地方，建置许多华丽的行别墅，从长安仁寿宫直至江都的江都宫，共置离宫四十余所。隋炀帝“靡有定居”，喜爱游乐，每次出游，不知浪费多少民脂民膏。为了便于自己游玩，他滥用民力；开凿运河，隋炀帝曾三次通过运河到江都巡游，随行的船只数千艘，首尾相望。绵延二百多里，沿路州县都必须供给大量精美食物，吃不完就大量倒掉。如公元605年从洛阳乘船游江南，大小船只五千余艘，仅挽船夫就用了八万多人。次年由陆路返回时，为了制作车辆和仪仗，用工达二十多万人。
　　
　　前朝隋炀帝还好大喜功，三次远征高丽。从公元610年起便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工作。为此征调大批工匠，在山东赶造战船，工匠们被迫在水里不分昼夜地劳作，腰部以下都生了蛆，死者十之三、四，帆桅尚未竖起，海底已是累累白骨。隋炀帝还征发江难以南民工二百三十余万人，日夜不停地把黎阳仓、洛口仓的武器、粮食转运到河北涿郡，奔走在路上的民工，经常有几十万人。公元612年正月，炀帝动用一百一十三万军队，远征高丽。隋军先头部队三十余万在进攻平壤时，惨遭失败，退回辽东城的只剩下二千七百人。炀帝不甘心失败，接着又两次远征高丽，耗费人力物力难以估计。
　　
　　隋炀帝的劳民，扰民，害民，虐民，在历史上是少见的。为建宫室，“丁夫多死，疲顿颠仆，推填坑坎”；为开河修渠，男丁不足，“始役妇人”；为远征高丽，造舟巡游，“役丁死者什三四”；赶运武器粮秣，往还在道，昼夜不绝，死者相枕，臭秽盈路。青壮劳力服摇役而脱离生产，造成“耕稼失时，田畴多荒”，广大民众“煮土而食”，甚至某些地区出现了“人乃相食”的惨象。
　　
　　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们忍无可忍，被迫起而反抗。公元611年，山东农民王薄在今山东邹平南的长白山首举义旗，拉开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，各地民众群起响应，到公元613年底，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全国各地。面对不可收拾的危局，炀帝逃往江都：公元618年3月的一个晚上，部将发动政变，将炀帝活活勒死。临死前炀帝问：“我有负于百姓，但给你们荣禄却极厚，为何要谋反呢！今天之事谁是首谋？”一人厉声答道：“普天同怨，何止一人？”隋炀帝“害天下”、“杀天下”、“穷天下”、“危天下”，终于落了个“天下贼之”、“天下仇之”、“天下灾之”的可耻下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