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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百一十一章:古今

第八百一十一章:古今 (第1/2页)
  
  绣衣卫送来了郭图回家后的消息,看他那样子,张冲就明白他应该是懂了的。
  
  这郭图的确是个绝顶聪明的人,能力和专业的确无话可说。
  
  此前他被自己贬斥,发到大理寺做了个协办,就很是做出了一番成绩。
  
  大理寺也叫廷尉,当年刘辩搞甘露之变的时候事败,大将军何进将廷尉改名大理寺,专门审查涉案皇党分子。
  
  之后这廷尉也不被改回来,倒不是大理寺这个名字有多好,而是自此之后,关东朝庭就在事实上停摆了。
  
  等泰山军入京都,自然是要定名分,安民心的。而处理那些积压在大理寺的诉讼案子,自然也是安定民心的重要内容。
  
  于是,张冲专门让出自法律世家的郭图到了大理寺协办这件事。
  
  而郭图果然能力拔擢,对于这些积攒多年的案子,郭图只用了二十日便已厘清案件,除了因过久而无意义的案件外,其余都在棘数下审理结束。
  
  不仅审理得快,这些案子也让人心服口服。
  
  当然,张冲也看过几次审案,说实话就技术手段来说,并没有多出彩。
  
  但在这个以《春秋》决狱的时代,双方往往争的是以道理,谁的道理对,谁就合法,反之就违法。
  
  所以郭图往往并不需要从技术上确定谁是有罪的,而是只需要在道理上确定就行。
  
  而郭图决狱的理念根本,就是那本《公羊传》。
  
  众所周知,汉代都是按照《春秋》这本经书来审理案件的,但其中的细节却并不是多少人能分辨的。
  
  《春秋》有三经,分别是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。
  
  这三传虽然在内容上都有重合,但概要言之,那就是《左传》多叙于事,而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则多释于义。
  
  而这当中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又是比较对立的两种学术思潮。
  
  他们对于经文文本的阐释中,其中以《公羊》为进步,多主张变革,而以《谷梁传》为保守,多主张维持现有秩序。
  
  当年汉武帝与其子戾太子就有一段关于《公羊》和《谷梁》的公案,就可以见到两经之异。
  
  武帝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尊《公羊》的,不仅是因为董仲舒就是治的此经,更多的是此经暗合着武帝本人的政治诉求,也就是要一改前代之因循,开拓进取。
  
  所以当时武帝的儿子戾太子也是学的《公羊》,但忽然有一天,其人竟然问自己的讲经博士,《谷梁》如何。
  
  当时朝野就明白,戾太子的执政理念与其父发生了重大变化,那就是他似乎更愿意重新回到过往稳定的政治秩序中,而不是总是烦事天下。
  
  戾太子的这种执政理念是有其合理性的,因为当时天下因为武帝连发战事,国力消耗非常大,而武帝为了维持高额的战争费用,可以说将天下民力财力榨取到了极致。
  
  以至于到了武帝中后期,天下骚然,民户多逃亡,一些地区的在籍人口十不存一。
  
  武帝当然也非常了解这一现实,所以在得知太子与他的理念发生冲突时,他一开始甚至还是高兴的。
  
  他就对太子和皇后说,他现在将难拔的刺都拔了,那以后太子就会更趁手些。
  
  可以说,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,《公羊》与《谷梁》只是阶段的不同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补的。
  
  所以此两经,虽然看似对立,但却有一种阴阳融合的统一。
  
  可这两经在和《春秋》三经的另外一经《左传》放在一起时却发生了巨大的冲突,因为这两者涉及到了东汉最重要的学术斗争,即今、古经文之争。
  
  当年秦始皇的一把大火,烧毁了儒家典籍。
  
  等到汉初时要重修《五经》时,就只能由幸存诸儒口授,然后以隶书释之,谓之今文。
  
  而古文呢?则是在汉以后的过程中,不断有民间人士发掘出一些秦以前的古籍,然后上交给朝廷,这类经典就被称呼为古文。
  
  所以换句话说,从传播的前后来看,反而是今文最早,古文反而是后面才出来的。
  
  当年儒家的《五经》都有古今不同经典,这里面的差别很多就是一些文字及篇目、章节等形式的不同。
  
  比如《春秋》一经中,《公羊》与《谷梁》就是今文,《左传》就是古文。
  
  但发展到了后面,这两者的矛盾越来越大,已经引发了两个学术群体的利益的对立了。
  
  众所周知,汉家一直到汉宣帝时,还是以儒法相用的,而到了宣帝的儿子,元帝以后,汉家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倒向了儒学。
  
  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独尊直接就反映在国家寻求人才,开始按照儒家经典来举士。
  
  一个儒者可以靠着对经义的掌握一步步做到三公,这在汉武帝以前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事情。
  
  所以,谁家掌握了经典的解释权,谁就能获得那份最大的蛋糕,不仅自己的家族可以荣享富贵,就是学生也可以按照这条学术道路一直走下去。
  
  这样,师生之间相互帮助,最终成为一个个学阀,学阀又成为门阀,二者就是一体的。
  
  而在古文学者发起进攻前,今文学一直是汉家官方的主流学说,那些掌握古文学的学者们只能在乡野做个野狐禅,对今文学造成不了任何影响。
  
  可在王莽之世的时候发生了一种改变,那就是古文学大家刘歆帮助王莽篡汉自立,再加上王莽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为他的正统注脚,所以大兴古文。
  
  但后面王莽很快就被推翻了,上来的是再兴汉家的刘秀,所以按道理,他应该会重新确定前汉时期的官方正统学术思想。
  
  实际上,刘秀也的确是这么做的。
  
  因为以中兴汉家自居,所以刘秀在学术上自然也继承了前朝的今文思想。
  
  当时他广邀天下学士云会京师,重立五经博士,他所立的十四名博士,全部为今文学者。
  
  可见刘秀是要全面否定王莽倡导的古文经,显示自己拨乱反正的政治态度。
  
  但情况到了刘秀孙子汉章帝,形势却发生了大逆转。
  
  汉章帝通过亲自执掌白虎观会议,将今文学彻底纳为官方正统思想,而且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今学,自此古文经大兴。
  
  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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