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十、北辰居所众星共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自古以来，地方治政架构同中央便差异很大。与中央的高屋建瓴不同，地方治理更偏重具体操作，即便到了数万年后的21世纪，照样是中央出纲领性文件，省、市出具体文件，县、乡、村则直接上手做事，有“上面千条线，下头一根针”的俗称。例如，中央颁布农业扶持政策，地方颁布相应条例确保实施，县里拨款、乡里分配，到了村里则没那么多规矩和掉书袋，都给我组织大家撸袖子麻利干！把粮食种出来为第一要务！
　　
　　因此，与尼国中央这些新培养和任命出的人才不同，各侯国需要的是大量能够快速、高效执行政策、把事情办妥的人。幸好，此前各部落联盟均设置长老团，各部落均有乡老团，对于各部落和各盟事务的管理有了不少成熟经验。现在摇身一变，长老团、乡老团就地成为了尼国的地方官，负责各侯国、各郡的事务。
　　
　　在侯国以下的地方机构设置上，由于此前对分封制弊端的深入思考，我终于放弃了“层层册封”的自上而下分封制，侯国以下未像周王朝那样继续分封伯国、子国，而是将侯国下面拆解为郡，包括王畿也设各郡，一如战国时期各大国的设置。
　　
　　华夏历史上，郡县制的起源始于春秋时期楚国设“县”，由楚王和楚廷直接委派官吏并考核、轮替，成为分封制以外的全新制度尝试，各国纷纷效仿，后又逐步设郡。至战国七雄并立，各国已大多数建立郡县制，渐渐动摇国内的分封制。至秦统一天下，将县置于郡下，全国设40个郡，开启了大一统王朝摆脱分封制束缚的大胆尝试——虽然结局并不好。
　　
　　在秦汉，郡无疑是省级行政单位，但却存在划分过小、过细等问题。汉朝郡守的官阶与中央的九卿平级（两千石），但九卿只有九人，郡守却有数十人，且国家被切割得过细，也不利于统一治理（须知以后世中国如此广袤的领土，刨除较小的特区和直辖市，也仅仅划分了28个大省）。至东汉，“州”一级的确立终于解决了该治理问题，读三国演义时熟悉的荆州、益州、冀州、幽州等“真正的”省级行政单位开始出现，而州牧、刺史则成为华夏历史上第一批“省长”。
　　
　　东汉划定天下为“青幽并冀徐豫兖扬荆益雍凉交”等十三州，大体相当于后世大省数目的三分之一到一半，而有效领土面积也大概若此——东汉各州的区域同后世的省已经开始吻合，基本相当于后世1-2个省的规模，如豫州为河南大部、雍州为陕西大部、益州为四川加云南、荆州为湖北加湖南等。至此，郡（后也改称过州、府、地区、地级市）成为第二级单位，而县则成为第三级。
　　
　　新的制度优势很明显，绵延华夏历史数千年的第二个重大问题——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，也同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。郡县制（后又经历州郡制、道州制、路州制、省府县制等）实施后，中央控制地方的力度进一步增大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步子迈太大容易干什么来着？
　　
　　秦朝由分封制猛然急转弯进入郡县制时代，造成的后果将其炸了个七零八落——当天下汹汹之时，各郡抵抗微弱、救援不力，导致关中迅速被攻破，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只坚持了十几年便迅速凋零。
　　
　　汉朝深刻吸取了教训，同时采纳了郦食其和张良的计策，实行“郡国并行制”，某种程度上与分封制相差无几，只是“王畿”地域太宽大，需要辅之以郡县制来治理。秦朝留下了的丰厚遗产——直道、驰道等，令新生的汉王朝能够在交通相对发达的基础上，施行较为先进的经验。不过郡国并行的尾巴也很大——七国之乱，中央再一次遭受危险，事后，通过一系列削藩措施，将各诸侯国实力不断削弱，才渡过政策不适期。至东汉末年，各诸侯国已基本同各郡无异，各国国相的实权也差不多等同于郡守了。中央的权威触手终于开始深入郡的下一级——县。
　　
　　司马家开历史倒车将华夏炸得差点灰飞烟灭后，分封制便彻底被埋入黄土——几乎是彻底吧，后续王朝除了明初一段时期外，中国大地上再也没出现过采取实质性分封制的王朝，所有的王、公、侯爵全部成为了“有俸无封”的虚爵。郡县制的胜利，令中央对地方的掌控由此前的“王室衰微”风险变成了长期的“皇权下省”，乃至进一步的“皇权下府”。
　　
　　随后，中央权威日益增加，地方的自主性被一压再压，宋代地方长官的官名居然是“转运使”，即组织地方向中央转运人力物力的官员（当然也造成冗官和转运（亦称冗费）之国力消耗），强干弱枝的策略随着五代十国的混战结束达到极致。到了明代，中央已经可以任命各县（除羁縻地区和边远的土司制地区）前四把手，即县令、县丞、主簿、典史，分抓县中的政务、财税和治安，基本上控制了各县的事务。“郡县制—行省制”发展到古典王朝的极致，“皇权不下县”的规矩最终确立，中央对地方长达千年的斗争中终于取得了初步胜利。至于中央权力下县、下乡，则要等到新时代才能彻底实现了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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